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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政务的人就渐渐严格要求自身。左宗棠也认为，“国家自强之道，莫要于捐文法，用贤才，任亲贤以择督抚，任督抚以择守令。政事克修，远人自服。”
乃：于是，就。克修：克制、修炼。举：兴起。
出自吕思勉《国学概论.第三章》：惟用法家,故能进法术之士,而汰*靡骄悍之贵族(列国皆贵族政治,独秦行官僚政治),政事乃克修举也。
按语：吕思勉(1884-1957) ，中国近代历史学家，与钱穆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”，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。本文从问题导入研究历史的意义，提出对于历史要注意于“学”与“术”的区别，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，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。对于学与术，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，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。任何事物之所以如此，是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，一切观念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，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，因时代的变换而不断转化，必然对既往史事进行再认识，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。
吕思勉：为什么要研究历史？
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？研究了它，有什么用处？
提出这一个问题，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：历史是前车之鉴。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？那就是：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，成功的，大家认为好的，我们可奉以为法，照着他做；失败的，大家认为坏的，我们当引以为戒，不照着他做。姑无论成功失败，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；众人所谓好坏，不足以为准；即置二者于弗论，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？执着相同的方法，去应付不同的事情，哪有不失败之理？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，前后的事情，相类似的成分较多，执陈方以医新病，贻误尚浅，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，就更难说了。近代世界大通，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，我们所以应付之者，几于着着失败，其根源就在于此。
所以愤激的人说道：历史是足以误事的。因为不读历史，倒还面对着事实，一件新事情来，要去考察它的真相，以定应付的方针；一有了历史知识，先入为主，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，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；即使去考察，亦易为成见所蔽，而不能见其真相了。
如咸丰十年，僧格林沁把英、法兵打败了，薛福成的文集里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，深致惋惜之意。他说：“咸丰八年，业经把英、法打败了，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，则他们相去千里，远隔重洋，不易再来第三次，时局就可望转机了。”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，是否英、法再战败一次，即不易三来？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，是否再战胜一次，时局即可望转机？我们在今日看起来，可谓洞若观火，而在当日，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，这也无怪其然。当日英、法的情形，自非薛氏所能洞悉。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，倒也不会作英、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。有了历史知识，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，相去数千里，远隔重洋，而要兴兵至于三次、四次，确是不容易的，无怪薛氏要作推测了。
据此看来，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，并不能说它不对。然而没有历史知识，亦未尝不误事。
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，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，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，到底君主民主，孰为适宜？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，就说：袁世凯想做皇帝了。我却不以为然。我说：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，深曲隐蔽，不可轻于推测。为什么呢？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，而还想做皇帝；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；除非目不识丁，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，不至于此，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，未免太浅薄了，所以我有此见解。然而后来，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，竟尔不过如此，这不是一件奇事么？此无他，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。
据这件事情看来，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，所以误事，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。这话怎样讲呢？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。我们和人家谈话，总听得他说：从前如何如何，这就是历史知识。所谓历史，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，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，其知识之相去，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。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，想做皇帝，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，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？在中国历史上，皇帝是如此做成的；推戴人家做皇帝，是如此而成功的；岂能说是没有？以当时的情形而论，反对的人，自然不会没有的，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，岂不可期其软化？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，又岂不可望其削平？这个，据着他们仅有的、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，自亦可以作此断案，自不免于希冀侥幸。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；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，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，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；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。所以说：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，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。
历史上成功的，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，既不能摹仿；据历史上的成例，以推断事情，又易陷于错误；而没有历史知识，又要误事；然则如何是好呢？须知道：应付事情，最紧要的，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。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，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。浅薄的人往往说：我能够应付就得了，事物的真相，管它干么？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，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，只有浅薄的应付，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。浅近些说：我们要做一张桌子、一张椅子，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，然而木料之类，有时而不凑手，怎样办呢？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，就要束手无策了。如你明于原理，那就可以随时变化。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，所以要是个平面，只要是平面，其形状是正方的，长方的，正圆的，椭圆的，甚而至于都不是的，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。普通的桌、椅，总是四只脚，那是求其安放得牢，然则只要安放得牢，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；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，能够撑定在中间，也未尝不可以；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？这是举其两端为例，其余可以类推。做桌、椅是最呆板的事，尚且如此，何况较活动的事？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？然而事物的真相，如何能够知道呢？
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：“现在不能说明现在。”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？那是由于一切事物，有其“然”，必有其“所以然”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。我们要用一个人，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？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？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、才能等等，就是他的出身、经历等等造成的。我们试再反躬自省：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，岂不和我生长的家庭，我所肄业的学校，我所交往的朋友，我所从事的职业，都有很大关系？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；我所交往的朋友，换过一班人；我所从事的职业，也换成别一种；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？我们再放眼综观：我们所认得的人，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？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；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；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；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；这是为什么？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？然则中国的社会，为什么和欧洲不同？欧洲的社会，为什么和日本不同？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；日本和朝鲜不同；就中国的社会，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；其故安在？就可以深长思了。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，大都不甚深求，所以觉得不成问题。其实略加思考，任何事物，所以如此，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；深求其故，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。固然，我们对于一切事物，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，然而多知道一些，毕竟要好一些，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？
有人说：你的话是对了。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，我们如何能尽记，亦且如何能尽知？这话不错。一天的新闻纸所载，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分之一；历史的所载，又奚啻新闻纸的及万万分之一；我们能知道什么？历史又何从谈起呢？且慢，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你在社会上，占如何一种位置？人家如何应付你？你没有不明白的。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，岂不不由于已往的记忆？然而我们已往的事，我们亦何尝能尽记？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，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，只要记得其“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”就够了。在人如此，社会亦何独不然？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？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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